【期刊信息】 Message
刊名: 文学遗产
Literary Heritage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周期: 双月
出版地:北京市
语种:中文
开本:大16开
ISSN:0257-5914
CN:11-1009/I
邮发代号: 18-266
复合影响因子: 0.547
综合影响因子: 0.263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文学遗产
创刊时间: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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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艳风:沟通行动理论面临内在困惑

时间:2017-09-05 16:56:00

在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了对西方哲学具有典范转换意义的“沟通行动理论”。该理论意欲摆脱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性化困境,强调人类行动的互动或相互协调,试图在“理想言语情境”下基于程序正义达至完美的“真理合意”。然而,由于该理论本身固有的缺陷,实践交往中的沟通之惑难以内在消解,致其难以承担“理性重建”的学术使命。

 

  提供新的理论视野

  20世纪,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界对合理性问题的诸多探索中,韦伯和哈贝马斯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他对合理性问题的思考主要基于主体与客体关系这一视角,从社会、文化、个人三个方面阐述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使命不仅在于对世界客观规律的探寻和“深描”,更应致力于解答“什么样的社会才算是一个理想的社会”。韦伯将目的理性作为自己的分析和批判工具,对哲学中的理性概念进行彻底改造,把合理性问题拓展到人的行动、历史和社会等更为宏阔的现实领域。

  在韦伯的合理性思考中,社会合理化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可调和的二律背反。他对目的理性这一工具的过度依赖和迷信,使其合理性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后来他自己也意识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导致了现代生活在伦理和道德判断上的无能,一旦工具理性压制了价值理性,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必将承受“意义失落”和“自由丧失”的双重痛苦。

  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从理性化角度所描述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要解决韦伯的目的理性这一工具所导致的“现代性困境”,必须首先完成从工具理性到交往合理性的方法论范式转换,关键在于沟通行动理论的引入。哈贝马斯强调,合理性概念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唯有通过“彻底真诚”的交流和沟通,人们之间才能达成思想上的“无强迫的共识”。哈贝马斯直言,他之所以批判现代性,是因为合理性理论遭到了扭曲,仅仅停留在工具合理性意识上,这种误用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合理性在其他领域的功能发挥。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果断拒斥韦伯的目的合理性这一狭隘视角,致力于摆脱主体意识哲学的束缚,试图从“开放的”、“批判的”主体间性视域出发,建立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统一关系,为重新理解现代性和合理性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存在三个理论预设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对沟通行动理论作了概要说明:沟通行动是主体与主体之间运用语言进行沟通的行动,在“理想言语情境”下,交往主体基于商谈和合意,能够获得“无强迫的共识”和真理。可见,沟通行动理论有三个基本理论预设。

  首先,“理想言语情境”是有效沟通的前提和基础。在沟通行动理论中,“理想言语情境”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假定。它是一种绝对自由和高度透明的交往条件,其核心要求是:沟通或商谈的参与者必须是真诚的,具有平等对称的地位和权利,每个参与者都能够提出问题,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辩护或加以反驳。“理想言语情境”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反对一切形式的干预或强制。只有在如此苛刻和理想化的交流语境下,才能保证沟通和对话的有效进行,才能说共识的达成是基于合理的论证。

  其次,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沟通可以消除道德分歧。哈贝马斯批评韦伯的社会行动概念的出发点是一种目的论行为模式,忽视了人类行动的互动或相互协调,忽视了具有言语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人际关系。沟通行动理论主张,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对话和沟通,才能避免道德和正义标准的确定性基础被瓦解的风险。正是基于“交流可以消除分歧”这一理论假设,哈贝马斯才得以建构其沟通行动理论,并从道德领域应用到法律层面,试图经由商谈找到法律合法性的最低前提条件,即法律的道德正确性。

  最后,基于言语媒介和程序保障的“合意”一定能合出真理。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与客体一致的“真理符合论”是荒谬的,真理是主体与主体之间基于商谈而达至的“交流共识”。沟通行动理论相信,只要人们具有真诚的沟通意愿,遵守理性和透明的程序性规则,在一个自由和平等的商谈情境中参与沟通和辩论,由此达成的交流共识就可以被视为符合正义和真理标准的结果。

  理论预设难以成立

  无论从逻辑还是从道德和法律实践层面来看,沟通行动理论的三个基本理论预设都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理想言语情境”只是一种理想,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商谈和交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具有模糊性、修辞性和意义增生性等特点,不可能持续地确保交流的有效性和规范性。“理想言语情境”要求不为讨论设定时间界限,在获得确定结果之前可无限期进行下去,这会导致沟通成本攀升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在对时间和程序有严格要求的司法审判领域,无限期的谈判无疑是一场灾难。哈贝马斯也不得不承认,“理想言语情境”不能被用来描述一些可以实现的条件,仅仅作为一个批判的工具,用来凸显实际交往的不完满性。“理想言语情境”要求在商谈过程中排除一切强制,包括来自论证过程内部和外部的强制,这也是不现实的。

  第二,沟通或交流并不具备消除道德分歧的功能。由于心智的极端复杂性,我们无从判断商谈的参与者是否做到了“彻底的真诚”。法学家波斯纳指出,无论是怎样的沟通情境,如果主体之间并不存在或分享一个大致客观的道德立场,试图仅仅通过交流来消除道德分歧将是徒劳的。另外,交流可以“消除道德分歧”这一理论预设,在司法审判领域则会面临更大的局限。在司法审判中,纠纷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尖锐对立,这会导致沟通行动理论“在辩论中达成一致的基础上来解决冲突”这一目标难以实现。法律辩论的首要目的是争夺利益,在尖锐的利益冲突之下,试图通过交流来消除当事人之间的道德分歧,是极其天真的幻想。

  第三,“合意”并不能确保达至真理和正义,“真理合意论”不可信。沟通行动理论只关注“合意”的程序性条件,并不能确保“合意”的结果一定是真理或正义。在理想的言语情境之下,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干预和观照,既可能合意出正义,也可能合意出邪恶。沟通行动理论之“合意”只着眼当下,既没有深切的历史观照,也没有对未来的长远考量。合意之主体都是生活在当下的公民个人,他们所“合”之“意”未必能代表下一代人。如此短视和功利的“合意”,其公正性和真理性令人怀疑。总之,“‘真理合意论’既受困于内容,也有失于时间,如何获得并不决定获得的一定正确”。

  (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联规划项目“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与司法审判研究”(SKL-2017-316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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